如果您不知道都市丽人，至少对宅男女神林志玲有所耳闻；如果您没吃过真功夫，至少见过各大商场的李小龙形象LOGO；分布在大街小巷的美宜佳便利店，可以购买日常生活用品，也能充值缴费；时尚服装以纯、步步高音乐手机、金立手机……这些著名品牌，全部来自东莞，为这里的财富增长助力。
    这是 “世界工厂”给人的直观印象，曾被视为惠州“小弟”的东莞，成为当下中国最富有的城市之一。面积仅为2465平方公里，汇集了外商投资企业1.2万多家，2.5万多家工业企业，60多万家个体工商企业，GDP总额超过5000亿元。“无论你在哪里订货，商品都在东莞制造”，东莞人创造了一个奇迹。
    行走东莞，我们惊喜地发现，经受住金融危机考验和产业转型升级阵痛的中国制造重镇正焕发着生机与活力，从低端向高端攀升、从制造向创造嬗变、由“鸟巢经济”凤凰涅槃而获得新生。
在人们的印象中，东莞早期过度依赖外资企业的低端经济模式，被人们称之为“借腹生子”。金融危机之下的外资企业遭到重创，候鸟的东莞之路似乎走到了尽头。不曾预想，候鸟在转型升级后涅槃重生成了凤凰，让东莞的发展有如神助。
    “世界工厂”的颠覆性变脸
    有一个说法曾令东莞人无限光荣：“不管在世界上什么地方下订单，都在东莞制造”。的确，30多年间，东莞从“三来一补”起步，已发展为年总产值超千亿元的“全球加工制造业中心”。
但在繁荣背后常为人所忽略的是，东莞制造业在全球价值链条上仍处于末端。东莞制造一个普通的皮箱，成本是9美元，卖给香港商人是10美元，香港商人卖给沃尔玛是20美元，而沃尔玛在美国超市上的定价是40美元，在整个利益链条中，最重要的生产厂家只拿到了最低的1美元利润。
微薄的收益却以极大的能耗为代价，粗略测算的数据显示：改革开放以来，东莞生产总值每增加1个百分点，就要消耗1200亩左右的土地。2003年东莞每度电产出生产总值3.34元，而全国的平均水平是6.19元。
    特别是2008年的金融危机，再到欧债风波，“世界工厂”东莞位于了“暴风眼”，纷纷传言面临着“工厂倒闭、债台高筑、老板跑路”的危机。带着这样的疑虑，我们走进东莞，却发现了东莞“颠覆性的变脸”：确实有一批产品附加值小、技术含量低、资源消耗高的落后企业在广东“双转移”战略调整中和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倒下、出局了。然而，更多更高、更强的现代化企业却茁壮成长起来。
    一方面，研发设计技术的数字化、智能化日益明显，缩短了设计环节和制造环节之间的时间消耗，极大地降低了新产品进入市场的时间成本;另外一方面，机器人、自动化生产线等智能装备在生产中得到广泛应用，“机器换人”已经成为企业提高生产效率、降低人力成本的重要手段。国际机器人联合会数据显示，目前全球制造企业在生产过程中所使用的机器人总数已经超过百万台。同时，云计算等新技术和新平台不断涌现，全球的产业链、创新链的运转更为高效，异地设计、就地生产的协同化生产模式已经为企业所广泛接受和采用。
以往通常认为，全球制造业发达国家掌握着世界制造业的发展方向和最核心的技术，是世界制造业技术发展方向的引领者;中国、印度、巴西等新兴国家生产成本相对较低，拥有巨大的消费市场，成为生产基地;拉美等处于工业化初期的国家，原材料丰富、工业基础薄弱、缺少技能工人，是原材料和能源的供应者。然而，随着新兴国家劳动力工资的提升、土地价格的上涨等因素的不断影响，制造业生产成本的地区分布发生了明显变化。美国波士顿公司发布的《成本竞争力指数》报告中指出，中国、美国、韩国、英国和日本已经成为制造业成本最具竞争力的国家，到2015年，美国的制造业成本仅比我国长三角地区高5%左右，未来的全球制造业分工格局将逐步进行调整。当前全球制造业发展越来越呈现数字化、网络化和智能化的新特征，美国提出“工业互联网”战略、德国提出“工业4.0”战略，主要意图就是抢占智能制造这一未来产业竞争制高点。
    东莞市三年六亿资助机器换人项目在大力发展智能化装备产品与服务的，突破关键核心技术环节同时;开展智能工厂建设，可促进企业生产的自动化和信息化的深度融合;加快智能制造技能工人培育体系建设，打造新兴产业和高技术产业技能人才大军。
    6月25日，东莞市政府常务会议25日审议通过了《关于加快推动工业机器人智能装备产业发展的实施意见》，提出打造2—3个工业机器人产业园和6—8个智能装备产业集聚区，成为广东省乃至中国具有竞争力和影响力的工业机器人产业基地和智能制造示范城市。 
在当前经济增长减速和转型发展的关键阶段，推进“机器换人”具有多重现实意义，不仅有助于提升生产效率，再造低成本优势，加快推进我国“新工业化”进程，同时也是应对危机、抢占机遇，布局“新工业革命”的重要举措。
    推进“机器换人”的意义主要有以下三点：
　　一是能缓解环境压力与人口、土地等要素成本上升压力。根据中国人口现状与发展趋势，未来人口老龄化与劳动力短缺将成为制约经济持续增长的两大难题。继续依靠以往的“四大红利”(人口红利、出口红利、改革红利、资源红利)已不具竞争优势，需要以“机器换人”为契机形成“技术红利”、再造新成本优势。
　　二是“机器换人”能提升技术效率，成为实现转型发展的一个有效着力点。机器人不会疲劳，也不会有情绪波动，生产的产品质量一致性更高，可以使流水线作业更加完善。
　　三是成为应对“新工业革命”的一个可靠路径和方向。“新工业革命”核心内容是智能化、数字化制造，其主体就是机器人。国际金融危机后，发达国家重振制造业，如美国提出“新工业革命”，欧洲提出“再工业化”，机器人应用就是重要推手。
当然，“机器换人”能否形成规模与效益，不仅需要政府有力引导支持、企业主动参与，还需要专业厂商的积极服务，形成合力，甚至需要技术资本和产业资本的积极介入。目前，受企业规模、行业类别、技术人才以及政策配套等因素影响，加上替代机器价格普遍昂贵，大规模推广还面临困难与障碍。
“机器换人”不是简单的替代，而是与生产流程优化、生产工艺改进、生产效率提升的有机结合，关键仍在于技术人才、设备研发、系统服务能力方面。因此，对于各地政府部门和传统劳动密集型产业来说，既不能简单地认为“机器换人”等同于转型发展，也不能简单地认为完成了“机器换人”就实现了转型发展。
值得一提的是，在借助“机器换人”推进传统产业转型升级的同时，不能忽视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整体布局及其引领作用。比如，我们可以借此做强生产性服务业、做大机器人产业(包括自动化产业)，把这些相关产业培育成经济新增长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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